附录 A — 韩国 HCI drive：政策背景、政策工具与亚洲四小龙
本附录是第一章 Lane (2025) 案例的延伸材料，供希望进一步了解韩国 1973–1979 年重化工业驱动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y Drive, HCI drive) 的读者参考。正文不依赖本附录也能读懂；这里提供更完整的政策背景，帮助理解为什么处理组是特定战略产业、为什么政策窗口是那几个年份、为什么要关注产业链溢出和政策退出后的持续效应。
韩国的 HCI drive 通常译为「重化工业推进政策」或「重化工业化政策」。朴正熙政府于 1973 年 1 月 12 日正式宣布这一政策，并在同年 6 月确定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机械、造船和电子六大战略产业。
它的核心不是单纯扩大钢铁和化工生产，而是试图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把韩国从以纺织、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经济，转变为拥有钢铁、机械、船舶、汽车、电子和国防工业基础的工业化国家。
从结果看，这项政策既不能简单归结为「政府成功挑选了赢家」，也不能简单视为一次资源错配。比较稳妥的判断是：HCI drive 以较高的短期宏观经济和资源配置成本，换取了韩国重工业能力、产业关联和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前形成。
A.1 国际背景：为什么是 1973 年
A.1.1 美国收缩亚洲军事承诺带来的安全焦虑
HCI drive 的直接触发因素带有很强的安全和军事色彩。
1969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新的亚洲政策，要求亚洲盟国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美国随后开始削减驻韩兵力。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认为朝鲜已经形成较完整的重工业和军工体系，而韩国仍缺乏生产武器所需的钢材、有色金属、精密机械和电子元件。
因此，韩国政府面临的并不只是「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率」，而是一个更紧迫的问题：一旦美国减少军事支持，韩国是否具有维持现代国防的工业基础？钢铁、机械、电子和石化产业因而同时具有民用和军用属性。近年的研究把 HCI drive 的启动概括为一次由「尼克松冲击」和朝鲜半岛安全局势共同推动的产业政策转向。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韩国选择的不是食品、服装等已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而是钢铁、机械、造船和电子等资本密集型上游产业。它们既可以为国防工业提供投入品，又能够通过出口市场扩大生产规模。
A.1.2 轻工业出口模式面临升级压力
20 世纪 60 年代，韩国依靠纺织品、服装、胶合板、假发和鞋类等产品迅速扩大出口。但这种模式存在两个结构性问题。
一方面，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机器设备、钢材、化工原料和关键零部件仍大量依赖进口。出口增长越快，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也可能越快，国际收支压力并不会自动消失。
另一方面，随着工资上升，韩国迟早会失去在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成本优势。朴正熙政府希望在这种优势消失之前，把出口结构转移到资本密集、规模经济明显、技术门槛较高的产业。HCI drive 因而不是放弃出口导向，而是把政策支持从「一般性出口促进」转向「有选择的产业升级」。
A.1.3 日本经验构成了直接参照
韩国政府密切研究了日本战后从轻工业转向钢铁、机械、汽车、造船和电子工业的过程。部分 HCI 规划明显借鉴了日本 1958–1968 年的长期经济计划。
当时日本工资和环境治理成本上升，一些成熟的钢铁、石化和制造技术开始向外转移。韩国可以通过技术许可、设备进口、合资和工程人员培训，缩短自主研发所需要的时间。历史研究指出，韩国作为后发工业化国家，可以直接引进当时较新的生产技术，而不必重复早期工业化国家的全部试错过程。
A.1.4 石油危机是执行过程中的冲击，不是政策的起因
HCI drive 在 1973 年初已经启动，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在当年稍晚。因此，石油危机不是这项政策的初始原因。
但韩国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石油价格上涨显著增加了石化、钢铁、造船等产业的生产成本，也扩大了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需求。到 1970 年代后期，高投资、外债和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成为政策难以继续维持的重要原因。
A.2 韩国采取了哪些政策工具
HCI drive 不是一项单独的补贴计划，而是一套覆盖金融、税收、贸易、土地、基础设施和企业组织的政策组合。
A.2.1 明确选择六大战略产业
1973 年确定的六个目标产业是：
- 钢铁
- 有色金属
- 石油化工
- 机械
- 造船
- 电子
这些产业大多位于生产网络的上游。例如，钢铁可以供给造船、汽车和机械产业；石化产品可以进入塑料、纺织和电子产业；机械和电子产业则能够支持工业设备及国防产品生产。
A.2.2 通过政策性信贷降低资本成本
重工业项目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早期现金流不足等特点。仅靠当时尚不成熟的韩国资本市场，企业很难筹集足够资金。
韩国政府控制商业银行，并决定哪些企业和项目能够获得贷款。对于获准借入外国资金的企业，政府或国有金融机构提供担保，使其能够以低于国内市场的利率取得长期外债。政策性信贷因此成为 HCI drive 最核心的工具。
这种机制可以表示为：
\[ r_{i}^{policy} < r_{i}^{market} \]
其中，\(r_{i}^{policy}\) 是目标企业取得政策贷款后的融资成本，\(r_{i}^{market}\) 是其在正常金融市场上面对的融资成本。对于造船厂、钢铁厂等巨额固定资产项目，两者之间的差异足以决定项目能否启动。
A.2.3 税收优惠和进口投入品减免
目标行业享有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较低的实际企业税负。HCI 企业进口机器设备、中间投入品和关键零部件时，还可以获得较大幅度的关税减免，部分项目甚至可以完全免税。
政策的重点并不是长期依靠高关税把国外产品挡在市场之外，而是降低企业进口设备和技术的成本，使其尽快形成国内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1979 年以后，这些行业之间的税收和信贷差异才逐步缩小。
A.2.4 建设专业化工业基地
政府把产业政策与空间规划结合起来，在韩国东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建设或扩建专业化工业区。例如：
- 浦项以钢铁为核心；
- 蔚山和丽水以石油化工为核心；
- 昌原以机械工业为核心；
- 龟尾以电子工业为核心；
- 蔚山、釜山和巨济一带发展造船工业。
这些地区通常同时获得港口、电力、公路、供水、土地整理和住宅建设等基础设施投入。企业集中布局有利于共享供应商、技术人员、物流和公共设施，也造成了韩国工业活动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的长期空间格局。
A.2.5 以大型财阀作为项目执行者
重工业项目规模很大，政府倾向于选择已有融资能力、工程经验和出口渠道的大企业集团承担项目。现代、三星、金星 (即后来的 LG)、SK 及大宇等企业集团因此获得大量信贷、许可证和投资机会。
这种安排降低了政府协调大型项目的难度，也强化了韩国经济中的财阀结构：少数大型企业集团横跨建筑、造船、汽车、机械、电子和金融等多个行业。历史研究同时指出，这种选择性扶持形成了产业集中、市场垄断和金融体系承担企业风险等后遗症。
A.3 为什么 HCI drive 在 1979 年终止
需要说明的是，「1979 年终止」不等于政府在某一天关闭了钢铁厂和造船厂。更准确的说法是：1979 年以后，政府停止继续扩大特殊优惠，并进入稳定化、产业合理化和逐步自由化阶段。
这一转向是经济压力与政治冲击共同作用的结果。
A.3.1 投资过度和产能利用不足
由于多个企业同时响应政策信号进入重工业，部分行业出现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政府支持使企业面对的资金成本偏低，项目风险又在很大程度上由国有银行和政府担保承担，企业具有扩大投资的强烈激励。
到 1970 年代后期，HCI 部门出现低回报、过剩产能和高负债，一些传统轻工业和中小企业则难以获得正式信贷。世界银行的事后研究认为，韩国确实建立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工业，但政策推动的投资规模可能超过了当时市场能够有效吸收的水平。
A.3.2 通货膨胀、外债和国际收支压力
HCI 项目需要进口大量能源、设备和原材料。高投资率依赖国内信贷扩张和外国借款，带来通货膨胀、经常账户赤字和外债增长。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进一步提高能源进口成本，全球需求也开始减弱。韩国政府因而需要从追求投资和增长，转向控制通胀、压缩投资和改善国际收支。
A.3.3 经济政策转向早于朴正熙遇刺
1979 年初，韩国政府已经开始审查 HCI 过度投资问题。朴正熙在同年 4 月接受了一套经济稳定化政策，意味着政策转向在政治变局之前已经启动。
因此，把 HCI drive 的终止完全解释为朴正熙遇刺并不准确。经济失衡已经迫使政府调整政策，只是调整速度和范围仍然受到政治因素制约。
A.3.4 朴正熙遇刺成为决定性的政治断点
1979 年 10 月朴正熙遇刺，使 HCI drive 失去了最主要的政治支持者。继任政府随后取消部分特殊贷款利率和税收优惠，推动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并对过度扩张的产业实施「合理化」，包括债务重组、企业合并和产能调整。
因此，1979 年既是宏观经济稳定化的起点，也是韩国从高度选择性产业扶持转向较为中性的政策体系的政治断点。
A.4 HCI drive 产生了什么影响
A.4.1 韩国的产业结构确实发生了显著变化
1973–1979 年间，韩国实际 GDP 年均增长约 10.3%，出口年均增长约 28%。HCI 部门占制造业产出的比重从约 40% 上升到 56%，占韩国总出口的比重从约 13% 上升到 37%。
这些同期变化本身不能全部解释为 HCI drive 的因果效应，因为韩国同时受到全球贸易扩张、劳动力转移、教育改善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确认，韩国的出口结构在这一时期迅速从轻工业产品向钢铁、船舶、机械、汽车零部件和电子产品转移。
A.4.2 形成了动态比较优势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可能会认为，当时韩国资本稀缺、劳动力丰富，应继续生产服装和鞋类。HCI drive 则试图通过规模经济、技术引进和学习效应，主动改变未来的比较优势。
Lane (2025) 使用 1967–1986 年行业数据估计发现，目标行业相对于非目标制造业的产出增幅超过 100%，劳动生产率高出 15% 以上；目标行业在政策结束后仍更容易形成显示性比较优势。与这些行业联系紧密的下游产业也获得了明显收益。
其机制可以概括为一条链条：
政策补贴 → 扩大投资 → 干中学积累 → 生产率提升 → 出口扩张
也就是说，暂时降低融资和投资成本，可能使企业跨过最低有效规模，在生产中积累经验，进而形成政策结束后仍能持续的生产能力。
A.4.3 长期企业效应具有持续性
基于企业贷款合同和长期资产负债表数据的研究发现，获得 HCI 信贷支持的企业在补贴结束后数十年内仍表现出较快的销售增长、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好的出口表现。
这意味着 HCI drive 的效果并不局限于补贴期间。技术积累、管理经验、供应链关系和出口渠道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一旦形成，可能持续影响企业发展。
A.4.4 同时造成了明显的资源错配
另一项基于工厂层面数据的研究发现，目标行业的产出、资本投入、就业和劳动生产率明显增加，但行业—地区层面的总要素生产率并未同步提高。
简单的解释是：单个工厂的平均生产率有所改善，但资金和其他资源未必流向目标行业中效率最高的工厂。企业间资源错配恶化，抵消了工厂生产率提升带来的部分收益。
因此，两个判断可以同时成立：
- HCI drive 帮助韩国建立了原本可能很晚才能形成的重工业能力；
- 政府在决定投资规模和企业分配时，也支持了一批低效率或重复建设的项目。
A.4.5 强化了财阀和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风险
大型财阀获得政策信贷后迅速多元化扩张，逐渐成为韩国出口和工业投资的主体。但企业高负债、政府担保和银行政策性贷款结合，也形成了「大企业扩张—银行承担风险—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结构。
这种模式提高了集中力量实施大型项目的能力，却削弱了银行的独立风险评估，并对中小企业融资形成挤压。韩国后来围绕财阀治理、金融改革和经济集中度展开的许多争论，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
A.5 它和「亚洲四小龙」是什么关系
「亚洲四小龙」是对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高速工业化经验的事后概括。HCI drive 是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四个经济体共同采用的一套政策。
四者的共同点主要是出口导向、较高的储蓄和投资、人力资本积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技术。世界银行的「东亚奇迹」研究也把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归入战后高绩效亚洲经济体，但同时承认各经济体的制度和产业政策差异很大。
具体而言：
- 韩国采取了最激进的国内资本型「重工业大推进」。国家控制信贷，以大型本土财阀为主要执行者，强调钢铁、造船、汽车、机械和电子的垂直产业链。
- 台湾同样实施产业政策，但上游重工业更多由国有企业承担，下游出口制造以中小企业和专业化生产网络为主。其产业升级相对渐进，企业集中度低于韩国。世界银行的比较研究甚至把台湾称为更平滑的结构转型。
- 新加坡的政府干预程度也很高，但主要依靠经济发展局、工业园区、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把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体系引入本地。它没有形成韩国式的家族财阀主导结构。
- 香港更依赖自由贸易、转口贸易、轻工业和后来的金融服务，政府较少采用韩国式定向信贷和重工业部门选择。
因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不能概括为同一种国家干预模式。韩国 HCI drive 说明的是其中一种特殊路径：利用国家金融控制和大型企业集团，强行加快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形成。
它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四小龙此后的产业分工差异。香港和新加坡更偏向贸易、金融、物流和跨国公司平台，台湾形成中小企业网络和电子零部件体系，韩国则形成钢铁、造船、汽车、机械、电子和国防工业结合的大企业型制造体系。
A.6 如何评价这项政策
从反事实角度看，真正的问题不是「HCI drive 有没有浪费」，而是：
如果没有 HCI drive，韩国能否以更低的成本，在相近时间内形成同样的重工业和出口能力？
现有研究尚不能给出唯一答案，但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平衡的认识：
- 政策确实加快了目标行业扩张，并产生了学习效应、产业关联和长期出口能力；
- 政策也引起过度投资、资源错配、外债增长、金融抑制和企业集中；
- 1979 年以后及时终止特殊扶持并进行产业合理化，是这套政策最终能够留下长期收益的重要条件；
- 韩国经验依赖强大的行政协调、出口市场约束、产业基础和较高的人力资本，不能被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提供低息贷款就能复制。
简言之，HCI drive 是韩国工业化过程中一次安全驱动、出口约束下的产业大推进。它没有创造一个没有代价的奇迹，但确实把韩国提前推入了重工业和复杂制造业市场。
A.7 延伸阅读
以下文献的作者、年份、卷期与出版信息均已核对。
- Stern, J. J., Kim, J., Perkins, D. H., & Yoo, J. (1995).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ate: The Korean 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y Driv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vard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SBN: 9780674452251.
- Lane, N. (2025).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40(3), 1683–1741. DOI:
10.1093/qje/qjaf025. - Choi, J., & Levchenko, A. A. (2025). The long-term effects of industrial polic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52, 103779. DOI:
10.1016/j.jmoneco.2025.103779. - Kim, M., Lee, M., & Shin, Y. (2021). The plant-level view of an industrial policy: The Korean Heavy Industry Drive of 1973.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252. DOI:
10.3386/w29252.